她们是最“开放”人群 邓梅芳

　　来自中国医学界、社会学界、生命伦理学界、性病艾滋病防治中
心以及妇女管教所的管理人士，8月汇聚北京。
他们在研讨“卖淫”现象时，大都避免使用“娼妓”一词，他们
更愿意把这群女性称为“性工作者”、“小姐”或“女孩”。这个由
中国社科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人员主持的会议，将“亚文化”与一个特
殊的群体联系起来———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目前在中国从事性服务的女性到底有多
少。
艾滋病在中国被发现以来，一直以输血感染和吸毒人群共用针头
感染为主，近来，有关研究人员发现，在卖淫、嫖娼人群中，艾滋病
感染人数出现迅速上升的势头。

既开放又传统

从去年开始，中国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多次深入广西对卖淫人
群进行调查，他去年开始，中国性学专家潘绥铭教授，多次深入广西
对卖淫人群进行调查，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能说这些女孩子是开放
的；她们唯一开放的是认为生殖器可以租出去赚钱，除此之外，她们
的思想观念、性行为方式、日常爱好都非常传统。
在广西，从事商业性交易的女孩之间从不谈论“性”，只谈“做
过生意”或“接过客”，不谈生意的细节。
从事性服务的女孩最害怕真相被家人或老乡识破，心理压力非常
大；她们向往正常的爱情生活，把卖淫的业务和谈情说爱的私生活分
得很清楚；她们也有自己的男朋友，甚至担心自己以后不会生孩子。
有一位广西的小姐曾很认真地向调查人员询问：是不是（性生活）太
乱就没有孩子？
武汉某妇教所的调查显示：调查对象（卖淫女性）中，90％都认为女
人参与商业性行为，对女人的名誉有影响；只有10％的人认为没影
响。
上海妇教所的调查显示：对卖淫活动的违法性质，有61％的卖淫
女性表示在从事这一活动前就已知道；对于卖淫给社会可能造成的危
害，61．7％的人认为是破坏社会风气，41．6％的人认为传播性病，
35．7％的人认为是损害他人家庭，5．85％的人认为是使男人堕落；
只有8．4％的人认为无任何危害。
显然，从事卖淫的女性，对于她们自己所从事的职业与主流社会
对卖淫的认识没有太大的出入。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卖淫大都被认为是一种堕落的人生，但几乎所
有的受访对象对人生都怀有美好的向往。
正因为如此，许多医生和专家认为，研究这些卖淫的女性，首先
要把她们看做一个人。卖淫的行为只是她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
分时间她都在做着与主流文化中的每个人没有区别的事情。

特殊群体自分等级

在妓女这个特殊人群组成的道德共同体中，同样存在阶层的
划分，这一点更强化了它作为“亚文化”的特质。
妓女中，处于最高层的是“二奶”。她们往往有自己的豪华住所
和私人轿车。在两广的调查点里，“包二奶”很普遍。一种是香港或
台*包租者，定期不定期地来大陆，或者以投资者的身份长期居住，
另外一种情况是被当地人包租（更准确地说是纳妾），其中40岁左右
的人包二奶的最多。在两广地区，一些“二奶”因财产问题已开始寻
求当地妇联的支持，这也成为中国由买卖淫而滋生出的另一类社会问
题。
广西今年的调查显示，从事性服务工作的女性反映，现在被包的
可能性越来越小。
受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影响，香港台*人没有那么多闲钱，另
外很多二奶被包后仍出来做小姐，也引起包租者的不满。
第二等级是四星级以上宾馆的小姐，她们往往以能够结识有钱、
有地位的人而觉得自己也很有身价；三是三星级档次的饭店、歌舞厅
的小姐；四是普通餐馆、发廊的小姐；最下等的是街头的散兵游勇，
她们的要价非常低，有的甚至可以低到交易一次只需5元钱。
一般情况下，被公安人员抓获、送到妇教所进行劳教的，大多是
处于中下层的妓女，位高的妓女一旦被同行“咬”出，也能很快被保
出来。因而在卖淫行业中，偶而被抓的看不起经常被抓的，没有被抓
过的瞧不起从妇教所里出来的。并且层次越高，越不容易感染性病和
艾滋病。一般况下，她们层次的高低与其学历的高低成正比。在妇教
所被劳动教养的，大多数是初中以下学历的女性。
在卖淫行业中，同样存在着被这个道德共同体所认同的道德观
念，这种观念使得这个群体自身也有了等级差别。在中国各地的妇教
所、卖淫的女性看不起因偷窃被抓的女性；在卖淫过程中不被嫖客欺
负的看不起被嫖客欺负的；没有性病的看不起有性病的。这与男性教
养所的情况恰恰相反。在那里，因性罪错而被教养的人地位最低，他
们往往住在最不好的床位上，并且要听其他人的吩咐。
由于“得性病”是受群体歧视的事情，因此对于卖淫女性来说，
许多人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有性病。
从目前广西的调查看，在卖淫女性中，确有先吸毒后卖淫，或者
先卖淫后吸毒的，但数量不多。这也许源于这个特殊共同体的道德约
束。因为客人挑选小姐时会先问“妈咪”：小姐吃不吃白粉？如果吃
白粉，客人不喜欢要。其次，“鸡头”对小姐也有制约作用。许多情
况下，“鸡头”害怕小姐吃白粉，因为一吃就会影响生意。一般是
“鸡头”吸毒，小姐去赚钱。此外，对于小姐来说，吸毒是一笔很大
的开销，她们并不愿意把自己的辛苦钱用来吸毒。

一项高回报的“行业”？

经访问，广西某地发廊的小姐，多的时候每星期三四个客人，少
的时候每星期一个客人。每月多的能赚到5000～6000元，少的是
1000～2000元。
从上海的调查情况来看，受访的卖淫女性一次卖淫的收入从2元到
2万元人民币不等，她们的平均月收入在200元以下的占11．7％，
1000～1800元的占11．6％，3．5万元～4．5万元的占1．5％。
武汉的调查情况是，每次收费在30～2000元不等，卖淫女的价格
与其年龄、外貌、气质和社会经历密切相关，收费少的，多数为在火
车站、长途汽车站拉客的。
如果在卖淫过程中，有皮条客的介入，卖淫女性一般会付给一定
的费用。
上海的调查显示，11％的卖淫女性全部由皮条客拉客，42．6％的
人是部分由皮条拉客。她们每次接客的收入，必须付给皮条客50％～
60％的占2．6％，付30～50％的占2．4％，30％以下的占5．7％。目
前大多数饭店的老板已不直接介入卖淫活动中，他们只是赚取小姐带
客人来消费的餐费。

一种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式？

在上海某劳教所内，一位两次被处劳动教养的女性明确表示，她
涉足卖淫只是为了积聚资本。她说：卖淫的危险性她并非不知道，但
她还是想干到30岁，“到那时，谁让我干我也不会再干。”她说她实
在是太需要钱了，父母体弱多病，家境贫穷。她想借这一行业，改变
家庭的现状。等钱攒够了，她就做正当生意。她认为：有了钱，别人
会对你另眼相待。
在研讨会上，有一个很明显的思想倾向是：贫困或相对贫困导致
卖淫。
董先生目前在北京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工作，退休前一直从事公
安工作。他说，公安部门曾经作过相关调查，最后得出结论：女性卖
淫主要是因为好逸恶劳。
来自上海妇教所的调查表明，成年女性涉足卖淫的原因大致有以
下几类：家庭经济困难，想积累资本以图将来发展；为追求富裕的生
活及轻松刺激的工作环境；在恋爱或婚姻生活中受虐，生活无助或为
发泄对男性的怨恨。
与此同时，却有专家提出：关于妇女卖淫有种种的解释理由，但
有的女性的境况完全符合上述每一种理由，她们为什么不卖？
专家称，在研究人员对卖淫小姐进行调查询问时，有的是在习惯
性撒谎。她们总是要不断地寻找能为主流社会接受的卖淫理由。试图
在说服别人的同时，也在说服自己。
在研讨会上有专家称，目前大量剩余的女性劳动力，如果找不到
其它适当的工作，很有可能进入娱乐行业，也就有可能涉足卖淫。

卖淫呈低龄化

在上海进行问卷调查的153名女性中，18岁以前就涉足卖淫的有38
人，占被调查对象的25．3％。就最初涉足卖淫的自述动机和原因来
看，出于好奇或追求快乐、在女伴的引介或男友的鼓励下进入娱乐业
后涉足卖淫的占31．6％；为了贴补父母或积聚资本以图将来发展的占
39．4％，恋爱失败、为报复男性或破罐子破摔的占到13．2％。武汉
收容所的调查结果是：63％的人承认自己社交圈子周围的人都赏识或
正从事色情活动，14％的是被流氓恶势力逼迫控制。
一位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在家待业的女孩，就是因为看到女友
在娱乐场所坐台、喝酒聊天可以赚大钱，出于好奇也加入这一行业。
因为表面看来只是陪客人喝酒，但渐渐地，在领班和同伴的暗示及客
人的要求下，为了拉住客人，同时更多地赚钱，就开始涉足卖淫。
少女卖淫，从父母的层次来看，父亲为工人和个体户的所占比例
较高，分别为39．5％和23．7％，母亲的职业又以工人居多，比例高
达50％。大多数涉足卖淫的少女，父母事先都不知道，或者只知道女
儿在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做服务工作。上海的调查者曾向一位坐台小姐
询问，父母是否知道她所从事工作的性质，她回答说：应该知道，但
“我爸爸只是说，你要当心点！”
武汉的调查报告显示：在被调查的57名女性中，11位父母知情。
其中8位进行商业性交易第一次被父母知道时，5位受到父母的劝阻，2
位的父母对此事不闻不问，1位的父母反而巴结自己的女儿。
上海的调查者从个案访谈中发现，不少卖淫女孩都有比较固定
的、知情的男友，并充当皮条客兼保镖的角色。当少女没有生意时，
两人成双入对出入高消费场所，共同挥霍卖淫所得；当女方做“生
意”时，男友在外面等候，如果在一定的时间女孩还没有出现，男友
会用手机与其进行联络。
不少研究人员还认为，性体验的低龄化常常是导致少女卖淫的重
要原因。上海的研究人员在调查中也印证了这一点。大多数涉足卖淫
的少女都看过直接描写性生活的影视画报，68．4％的人第一次看到男
女性交的场面是在影视录像中，其中15．8％是在朋友家中，7．9％是
看到父母家人。其中看到男女性交年龄最小的仅10岁，14～15岁者占
27．8％，16～17岁中占47．2％，大多数少女第一次性行为都是发生
在所谓的恋爱中，占57．9％。其余被诱骗的占15．8％，出于好奇占
10．5％。

嫖客是谁？

在从事性服务的女性眼中，最受欢迎的是韩国男人。从小姐的自
述当中发现，在性交易过程当中，她们希望能够受到平等的对待。
“中国的男人，在完事后，就从衣袋里掏出钱来，往床上一扔
说，这是给你的，让人感觉很不舒服。韩国的男人完事后，则会把钱
捏得小小的，然后轻轻地放在你的手心上，说：‘妹妹，这是给你买
化妆品的。’”
尽管对中国男性颇有微词，但个体老板仍最受卖淫者欢迎，其次
是单位的领导。打工仔、长途司机等皆在不受欢迎之列。
上海的调查者发现，卖淫女性对买淫者的身份大都了解得很清
楚，从受访对象反映的情况来看，现行的买淫者中私营老板占了大多
数，共69．5％，如果加以细分的话，个体户占54．5％，企业干部占
20．1％，国家干部11％，外国人占11％，一般工人占9．7％，供销采
购人员占7．1％，司机占6．5％，港台投资者占3．9％，无业人员占
1．9％。
武汉的调查也表明，买淫男性的年龄以20～40岁为多，业务员和
老板占到82％，其中本地人占53％，外地人占45％，62％的都是有钱
或比较有钱的。
从武汉妇教所的调查来看，有27％的调查对象遇到过完全无性经
验的买淫男性，他们的年龄在17～20岁之间，对待这些人，其中29％
的被调查者拒绝与其性交；57％曾劝过对方放弃这种念头。
青岛对15位性工作者的调查也表明，她们接待过的顾客年龄最小
的约15岁，最大者约70岁。
在买淫者当中，广东人、港澳台人、外籍人（大多在中国从事商
业活动）和文化层次较高的顾客在避孕套的使用问题上能主动配合，
而且外籍顾客大都自己携带安全套。上海、武汉的嫖客中分别有39％
和33％不能与卖淫女性配合使用安全套。他们一般会以多加钱作为不
用安全套的条件。
性交易多是以现金完成的，场地越来越多样化，比较多的是在高
级宾馆、自己租来的房中、顾客家中或朋友家中，但是发廊、公园、
建筑工地、电影院等等也成为不同层次的卖淫女性选择的场地。
青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张北川先生在提出解决对策时建议：大力
倡导相互忠诚负责的、富有感情的、稳固的性结合关系，即把提高婚
姻质量作为解决卖淫嫖娼、防止疾病蔓延的办法之一。

传播AIDS的高危人群

E被确认为二期梅毒后，十分恐慌，但当她得知梅毒并不难治愈
时，就问医生：“如果在一个月内不治疗，会有什么大的后果？”
“后果很难说，但你身上的皮疹会很快消失。”医生未加思索地
回答。
“我想一个月后再治疗。”
一个月之后，E又来到医生处接受治疗，她告诉医生，她“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她共与40余人发生过性
关系，即使在月经期间也没有停止过。在每次与他人发生性关系时，
她都是积极主动，用尽心机，尤其是对熟客。E对医生说，如果梅毒真
的像书上说的能通过性交传染的话，在一个月内，与她发生关系的男
人都躲不过去。
青岛对15名性工作者的调查中，15人都认为，从事这一行业，即
使认真预防，患性病的可能性也很大；如果患有性病，有10人表示会
治好后再工作，但2人表示会在治疗过程中同时接客，1人表示不查不
治疗，而且会报复男人。
上海的被调查者当中，也有68．2％的人表示，假设自己感染艾滋
病，不会将实情告诉他人；9．1％人表示，感染艾滋病后，会继续卖
淫，13．6％的人表示，自己会把艾滋病有意传给他人。“反正自己已
经这样了，不如多死几个.”
由于性交易中报复社会的情绪和行为存在，正是中国社会学工作
者和医学工作者等对卖淫这一特殊行业和从事这一特殊行业的人群进
行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中国目前公布的HIV的携带者的人数为30万，据世界卫生组织推
算，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人数将增加到200万。而每个艾
滋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是8～10万元，这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
在性活动中，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主要方式之一。但调查显
示，只有29．2％的人坚持每次都用安全套。
上海从事性交易的女性对艾滋病的认识并不全面，认为性交会传
播艾滋病的71．7％认为肛交会传播的占54．4％，认为口交会传播的
占46．1％，认为输血会传播的占72．7％，认为接吻会传播的占47．4
％，还有7．1％的人认为握手会传播，28．6％的人认为蚊子叮咬会传
播，11．7％的表示不知道。
相对于经济比较发达的上海和武汉等地而言，广西一些地区的情
况却不容乐观。调查者调查的所有“红灯区”内的小姐，兼具小姐和
二奶身份的女性，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而且不用
安全套绝不接客，包括包租自己的香港男人。但广西山里的妹子，几
乎都不能使用安全套，除非客人自己带来用。她们得了性病后，至今
还很糊涂，不知道自己究竟得的是哪一种。来自穷乡僻壤的女孩，贫
困化程度超过一般人的想像。她们得知安全套价格最便宜的3元到5
元，贵的有几十元，并且知道每个只能用一次，觉得成本太高，消费
不起。她们首先保证的是吃饱、日常开支和廉价的包装行头。
研究者称，如果不做好艾滋病的预防工作，卖淫女性就可能成为
艾滋病传播的中介，因为与她们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是一个群体。

谁应是“严打”的对象？

就中国目前执行的对卖淫嫖娼现象严厉禁止、坚决打击的政策，
90％的人认为是正确的。如果从预防艾滋病的角度说，严打会带来什
么？
由于主流社会对买卖淫现象持一种否定态度，在严打期间，很多
患有性病甚至艾滋病的妓女、嫖客不敢去看病，为疾病的交叉感染埋
下了隐患。
在卖淫行业有一句话：东方不亮西方亮。在中国，不可能所有的
警力都用来“打黄”，大城市严打时，卖淫者会向小城市转移，甚至
有的人会跨地区转移，这又是可能造成疾病蔓延的一个因素。
中国目前的行政法规定，卖淫、嫖娼的最高罚款数额为5000元人
民币，劳动教养半年至两年。对于卖淫女性而言，被抓的人大多经济
状况并不好，如果被罚之后，她们只能更加努力地去做这一行，会形
成越罚越做，越做越罚的恶性循环。
在妇女教养所，主要实行的是劳动改造。高强度的劳动，更加深
她们对体力劳动的畏惧。此外，社会上的歧视，使得她们难以找到合
适的职业。上海的调查者在访谈中发现，有49．4％的表示如果有正当
的职业，她们将不再从事卖淫，而有46．1％的表示很难说，有4．5％
的人表示还会去干。而实质上，不少女性在劳教释放后几乎立刻就重
新开始卖淫。
在严打过程中，主要是对卖淫妇女的打击。据来自上海、武汉、
杭州、广西、南京的调查表明，嫖娼者被罚款的为多数，被收容教养
的极少。南京社会科学院的王金玲女士建议成立男子收容教养所，对
嫖娼的男性进行教育。社会学者认为，严厉打击的对象应该是强迫妇
女卖淫的“鸡头”、“皮条客”。
此外，要严打强迫和引诱未成年少女卖淫，以及引诱未成年人与
卖淫者发生性关系的事件。

两种互不相容的观点

有人建议，设立红灯区，一切都公开化，在红灯区工作的人要领
上岗证，并做相应的健康检查才能上岗工作，这样能防止疾病的蔓
延。
反对者认为，如果这样做将会导性服务业转为更加隐秘的地下状
态，更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
武汉妇教所的刘新会先生认为，开放“红灯区”只能将涉世未深
的妓女管理起来，而大量的、高级的、有“能量”的妓女不会“应邀
入瓮”。仅对这样一小部分人进行健康管理以求达到控制社会上性
病、艾滋病的流行与扩散，效果可想而知。而在传统人伦观念极强的
社会，还远未达到容忍卖淫嫖娼者公开出现在自己眼前的地步。
潘绥铭先生也认为，“红灯区”并没有把小姐当作平等的人和普
通劳动者来看待，因此保护小姐的基本权利也无从谈起。
社会学工作者认为，中国的经济还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流动人
口不断增加，过剩的流动人口为商业性交易设立了前提条件。
中国权威的媒体也提到过一个统计数据，目前中国涌入城市的农
村打工妹有大约1800万左右，平均年龄不到23岁，文化水平低于初
中，其中又有90％的进入服务业，这部分人也将是从事卖淫业可能性
较大的人群。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港澳台来的，以及外国的投资者
和管理者，也有性的需求；其次，暴富的人不断增多，消费的畸形化
还在继续；其三，中国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据1996年统计，中国男性
比女性多出2000万；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金钱在社会中的作用越来
越大。
从防治艾滋病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预防疾病还是纵容教唆？

因为“买卖淫”的问题涉及到“性”，而其中又牵涉到社会和人
本身很深层次的问题。研讨会上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性”是人类
发展的需要，卖淫这个行业的存亡也不是人为可决定的。
鉴于中国的法律不可能承认买卖淫的合法性，在研讨会上，更多
的社会学家从有效防止疾病流行和交叉感染的角度，认为应该向新加
坡学习，对卖淫采取一种“两非”的态度，既不承认其合法性，也不
完全认为其非法，以便采取最有效的方法控制疾病的流行蔓延。
专家认为，应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对进行性交易的人群提供教
育和帮助。上海的研究者提出，中国妇女组织应设立专门机构，帮助
进入娱乐业的小姐，在她们进入娱乐业之前，就向她们说明进入这个
行业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会带来哪些伤害。
这样做，不是宣扬卖淫行为的合法，也不是鼓励和怂恿，而是持一种
更为现实、冷静的态度，避免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种帮助是迫切的，专家建议主要动用民间组织的力量。不仅在
从事性交易人群中提供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知识，而且在她们从良的
愿望时，能为她们提供就业机会；在电视节目中增加相关的公益性的
广告、在各大酒店和旅馆的房间放置安全套和关于艾滋病的宣传材料
等等。
据悉，在有可能涉及性交易的场所，连云港市已实行性病监测合
格证制度，对涉嫌卖淫的女性实行性病健康查体证制度；福建、海
南、广东、山西的太原及四川、山东的一些地方实行娱乐业小姐的上
岗证制度。专家评论说，这是性服务行业由无序走向有序的前期。
今年一月，中国卫生部等九个部门联合发出通知，如果在女性包
里发现安全套，不能当作卖淫的证据之一。上海已正式开始实施这一
规定。
青岛市性病研究中心严厉禁止医生随便指责病人，规定只能做一
些善意的劝说。而在1986年，有关文件还规定：如果发现卖淫、嫖娼
者要报告公安机关。
许多与会的研究者认为中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
渡阶段，伴随着多种经济体制共存，价值观的多元化会自然而自然地
出场。为了有效地防止艾滋病，性病流行，蔓延，肆虐人类，首先要
面对现实。